“沧桑已变风云色，身世依然浑浊天。倘得一枝能展期，扶摇直上望腾骞。”

127年前，一位叫作刘思诚的青年在北京见到了舅舅夏寅官。

甥舅相见格外亲昵，可亲情在政治背景面前是那样的克制，以至一年后，刘思诚依然难抑心中那份愤慨，写下了《上夏太史浒岑》，也就是给舅舅写了一首诗。

短短几句，让我们窥见了东台近代教育先驱、翰林院编修夏寅官在创办东台中学堂兼师范学堂之前的一段政治生涯。

沧桑已变浑浊天。对于夏寅官来说，壮志未酬是他人生的意难平。

然而，让夏寅官自己也没料到的是，在东台，人们早已忘记了他曾经仕宦何处，任何职。真正让东台记住的，却是另一些事儿，比如办新式教育、以文化人。

对于一座城来说，这才是功勋。

一

据《东台县志》（1817年-1911年增编本）记载，东台在明清两朝一共产生过两名翰林，夏寅官是其中之一。

可以说，夏寅官24岁之前的人生是“开挂”的，22岁乡试中举，2年后，殿试中二甲第63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又升为编修，可谓春风得意。

据记载，夏寅官参加乡试那一年，应试者“上、下江合计二万三千人，平江府南总门一带新搭席号数百间”，这场考试中，夏寅官中第十七名经魁。

众所周知，古代科举制度犹如一座巍峨的高峰，矗立在无数读书人的面前，而在这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艰难征途中，夏寅官是幸运儿。可是，没有饱读诗书哪来的幸运？没有日复一日地把文弄字哪来的登峰？“翰林”的头衔，从来离不开刻苦、用功，以及毅力。

从夏寅官同时代东台学者兼好友吉城的日记中，我们看到，夏寅官和吉城青年时常聚在一起交流读书学习的经验，“虎臣晚来，携去《校士录》一本”“闻虎臣会课题‘子曰：加我数年’二章”“虎臣取去《史记》并《尊经书院集》”“虎臣过我，言《汉魏丛书》已购，价五元，书六十八本”诸如此类的记录不胜枚举。夏寅官曾说：“人生不可一日不学，三十以内，正猛火煎之时也。无论词章、经济、小学，皆须做到尽头方可谓学，非优游所能了也。”

是的，荣升翰林的那一刻，夏寅官便成为家族、成为东台的骄傲。

说起东台城夏家，你会明白一个家族的风气挺举，是如何成就了夏寅官。

从一份夏寅官参加江南乡试的试卷档案上，我们惊讶地看到，夏寅官的八世祖、七世祖、六世祖、高祖均为太学生，曾祖为邑庠生、祖父为廪生、父亲是恩贡生，其他如叔伯高祖、叔伯曾祖、叔伯祖父、叔伯、堂兄弟等大多从事儒业……

这是档案上提到的八世，再往上是否也是读书人，也不是不可能。仅仅从这八代人的简要“履历”，我们便会咀嚼出一个家族的风气和传承。如果说延续性和家族性，是这个家庭所展示出来的书香传承，那么对学问的追求和对文化的崇尚，则早已深深融入家族的血脉，成为一种执着，一种信念。

何谓书香世家，这就是吧。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夏寅官读书、藏书，并通过著书立说、兴办教育等方式，推动了东台文化的普及和发展，这一切，从家风上都能寻到根源。

值得一提的是，夏寅官的妻子汪清亦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

浣溪沙

帘影垂垂飏绿波。困人天气正清和。春衫新换碧纹罗。

诗思每因啼鸟乱，闲情还比落花多。日长无计奈愁何。

汪清的诗句不少都保存了下来，《求福居诗钞》便是她个人的诗集。戈铭猷曾为该诗集题词“丽藻掞春华，新词吐古葩，岂徒才媛笔，直是大方家。”

不仅是戈铭猷，东台及周边地区很多社会名流都曾为其题词。“一花一叶香霏于齿牙，为珠为玑采落于欬陲。”“君是才人班婕妤，榴裙象服降蜗居”“洗尽闺中脂粉气，青莲才调右军书。”是的，书香是夏寅官和汪清的共同标识，而他们的跋涉和努力，也为书香夏家再添浓墨重彩。

二

夏寅官的文采如何？

让我们来看一段夏寅官写的应和诗。

记否高堂拜责无，几回诚札认模糊。

惊心每听占风玉，系臂犹存记事珠。

欲饰寝门披琥珀，莫将红豆当珊瑚。

朝来侍得椿护爱，大笔如椽满座题。

虽然是友人往来的应和诗作，然而诗人以“占风玉”和“记事珠”两个意象形成对比，既表达了对未知命运的警觉，又强调了对历史记忆的珍视，传递出一种在时代变迁中既敏感又执着的复杂心境。这也是夏寅官在命运无常面前的自省与坚守吧。

在夏寅官的江南科考档案上，我们还可以窥见其青年意气。

这一年的乡试，首题为“子曰：可与共学”两章。面对此论题，夏寅官开篇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学与思判天人，在各造其极而已，夫由可共学而至于权，则达乎天矣，不以室远而致其思，则尽乎人矣……”

该文章旁边，有这样一则批语“立局既新，气势亦浑，浩流转次，根据子史，畅所欲言，三语合亚圣分际，诗典雅，经艺朴茂渊懿，策详博。”

是的，热血在夏寅官的血脉中奔腾，通过科考这条路踏上仕途的夏寅官，对未来的憧憬，在言语、在诗词、在行动。

可是，就在夏寅官出仕的那段时期，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进一步加深，维新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兴起。在北京的夏寅官是否参加了戊戌年间那场著名的变法未可知。从《上夏太史浒岑》这首诗，我们至少看到的是，因为变法的失败，夏寅官在北京很不如意，在“浑浊”的风气中艰难地寻找自己的“方向”。

方向何在？未来何在？也许每个人都不一定能预料到明天会发生什么，然而，从夏寅官一生来说，明天一定和坚守、探索有关。

三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二日，东台官学开校，虎臣招往观礼。”这是《吉城日记》中的一段文字。

虎臣，是夏寅官的字。而官学便是东台县中学堂，是为东台历史上第一家官立新式中学。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即1905年11月8日，这一日，被永久镌刻在东台教育史的丰碑上。

学校设在文昌阁，即魁星楼，这座供奉文曲星的古老建筑，自此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成为东台近代新式教育的摇篮。

次年这里又增设了师范学堂，时称“东台县中学堂暨师范学堂”，夏寅官任两堂堂长。

虽然，办学堂时夏寅官已经年近不惑，可是这也是人生有经验、有沉淀的时段，再加上有深厚的学养和教育热忱，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份教育革新事业中去了。毕竟，在那个年代，越来越多的人都意识到，旧式科举已无法适应时代，唯有兴办新学，方能开启民智、振兴家国。

让我们再回到《吉城日记》，吉城从二十岁开始写日记，自光绪十三年起至宣统三年止，历时二十五年未间断，总字数过百万。就在这本保存良好的日记中，多次提到夏寅官，提到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三日。虎臣新设一学堂。图书、仪器所号曰‘宜新’。”“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东台县学堂甲班学生行毕业仪，虎臣招往观礼。”“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日，虎臣留星南东台中学。”“宣统二年三月初九日，中校开课，学生凡五十人，分两班，曰‘中学’、曰‘高等小学’。中学授《左传》《国文》，小学则《论语》也。”“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两校讲科始备。”“宣统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清河王君韧阶来视学。”“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四日，中校行谒圣礼，小学新增乙班，合旧生凡三班，约七十余人。”……

从一处处文字记录中，我们管中窥豹，看到了那时候办学的相关情况，以及夏寅官作为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担当。

夏寅官深知师资为办学之本，遂广纳贤才，他所聘教师多为一时俊彦，除了吉城外，还有书画家陈汝玉、《东台日报》创始人陈祺寿等，皆学问深厚、思想开明。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学堂第一届的“甲班”毕业生中，就有我国近代著名爱国新闻学家、新闻记者、新闻教育家、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开拓者戈公振。

既然是公立新式学堂，那么主要授课内容是什么呢？

在一份1907年夏寅官和杨冰颁发给学生汪家材，即后来的民国时期教育家、文字学家汪同尘的优等成绩证书上，我们看到当时第一届学生的学习课程主要有修身、经学、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英文。其中不难看到图画、体操、英文学科的开设，都已经明显区别于旧式教育了。

据悉，为适应新式教育需求，夏寅官还于1907年与袁承业重编教材，摒弃陈旧启蒙读物，引入现代科学知识与人文思想。

同年，东台教育会成立，夏寅官成为会长，主持会务。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了省教育总会会员、评议员，其影响力逐渐超越一县之地。

其实回到家乡后，夏寅官还有过短暂的出仕，1910年，一纸调令，他前往江西任知府，不过前后时间并不久，因为根据《东台县志资料汇编》（1911-1940）记载，1912年，夏寅官又在台城开办了私立淮南法政学堂、私立大同法政学堂。

回望夏寅官的生涯，从科举士子到教育先驱，其人生轨迹恰似晚清至民初社会变革的缩影。仕途虽未竟其志，他却以教育为薪火，点亮了东台近代文明的曙光。

不可否认的是，在动荡的年代，这些学堂的存在和现实理想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遇到的困难不计其数，办学时间也或长或短。然而，无论何时，夏寅官始终以“燃灯”人的姿态在坚守。他以其开阔的视野和坚定的信念，为东台培育了一批批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意识的人才。

四

在东台，关于夏寅官还有一段津津乐道的故事。

故事里说，戈公振和哥哥戈绍甲同时考上了南通师范学校。家庭贫寒，只能供一人深造，其兄先入该校读书。看到优秀学子失学，恩师夏寅官很是心疼，便聘请戈公振担任自家孩子的家庭教师，并在其创办的淮南法政学堂听课。

做家庭教师，是为了学生有一笔自己的收入，缓解家庭窘境，而让其听课，则是为了学生更好的未来。是的，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夏寅官给戈公振铺设的是一条长远发展的希望之路。这不，戈公振去上海《时报》也是夏寅官的引荐。

夏寅官存世史料并不是很多，现在的我们很难去全面地了解他的一生，可是从存留的吉光片羽中拼凑起来的夏寅官，依然有可圈可点之处。

在一份民国时期的扬州府属议员名单中，我们看到了夏寅官的名字，当时议员共14人，夏寅官时年44岁，其简历上写“翰林院编修保送知府、江南咨议筹办处协理、自治局协理、编书局分撰、协赞会协理、清理财政局议绅”丰富的人生经历，佐证了夏寅官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属于社会名流中比较突出的人士。

作为当时东台的社会名流，夏寅官的交际圈遍及北京、上海、南通、泰州、扬州等地。但最令人动容的，是他对文化事业的执着。《东台县志资料汇编》（1911-1940）记载，东台另一位清末翰林院编修陈宝（字百生）去世后，夏寅官和陈宝孙女婿钱乾（字少白）计议，以其遗书为基础，在安丰文昌宫筹建百生图书馆，他们多方筹集资金，陆续选购了《四部丛刊》《二十四史》《九通》《中华大字典》《辞源》及科技书籍数千册，因抗战时期东台沦陷，文昌宫被劫掠一空而未偿愿。

终其一生，夏寅官都与书结下不解之缘，既是饱学之士，又是著述大家。《吉城日记》1892年5月28日就记载“虎臣有信至，云现在功课，经则日读《三礼》白文，史则拟编《辽金元三史会要》，有暇即阅《经世文编》及《东华录》诸书”，在京期间，他多次写信给好友，告诉其自己所读何书，有何感想。据悉，夏寅官曾著有《清儒学案》《碑传补》《求志居诗文集》《师友纪略》《科学丛谈》《悔庵笔记》等。可惜的是，这些著作大都未付梓，遗稿亦已散佚。

1925年，东台恢复修志局，聘请夏寅官主持编纂。而这，正是对其学识修养和个人能力的认可。

即便到了1940年，年逾古稀的夏寅官仍以文化名流的身份，受邀参加陈毅在东台红兰别墅召开的各界人士会议。

纵观夏寅官的一生，是个人奋斗和时代变迁交织的一生。也许，他始终没有完成自己“扶摇直上望腾骞”的人生理想，可是对于东台来说，他所奠基的新式学堂，不仅传授知识，更塑造了一方水土的精神气质。

个人的一滴水，汇入了时代的洪流，然而时代却从未忘记这滴水的温度。

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以文化人的力量，远比官衔更恒久，比星斗更璀璨。

从这个层面来说，夏寅官最终是做到了生命的“腾骞”（陈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