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盏灯、一支笔，当夜色慢慢涌上来的时候，在纸上和自己对话。

是为日记，又不止日记。

季羡林说，它是“粗糙但却自然无雕饰”的真情流露；周国平说，它是“灵魂的密室”“忠实的朋友”。

一次的提笔，便是一次的自我反思和成长。累积起来的，是日子、心情，也是一段历史的几痕。

比如，《吉城日记》，这些写于100多年前的日记，仿佛穿越的“密钥”。在这位东台文人的笔下游走，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活、意趣，也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他所听到、见到的社会百态。

是的，百年之后的今天看来，吉城留下来的早已不是私人生活的“容器”，而成了一本未加密的时代档案。

一

今天我们看到的《吉城日记》是经过吉城后人系统整理，由凤凰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的版本，分上下两册，84.8万字。

该书前言告诉读者，该日记的整理人吉家林，是吉城的曾孙。隔着几代人的距离，去回看自己曾祖父的一生，吉家林是幸运的，也是自豪的。幸运的是，东台近现代史上出了那么多名人、知识分子，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套日记遗泽子孙。自豪的是，吉城所走过的路、所做的事儿、所取得的成绩，确实可圈可点。

作为我市清末民初著名的经史学家、教育学家、诗人、书法家、藏书家，吉城一生攻读不辍，崇尚国学、博览群书、著作等身，被学术界公认为一代宿儒、藏书家。而在传道授业上，吉城历任山东沂州府书院阅卷、江阴南菁书院阅卷、南京上江公学堂教习、安徽庐州府中学堂教员、东台县中学堂兼师范学堂教员等，培育了东台、南京、合肥等地一大批学子。《江苏艺文志》和《盐城历史名人》等文献中均详列其名其著。

再回到《吉城日记》本身，早在2010年，吉城日记中的《鲁学斋日记》（外二种），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收录入“珍稀日记手札文献资料丛刊”影印出版，手稿被视为珍稀文物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2018年出版的版本，则为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五辑中的一部，丛刊还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和《吉城日记》一道入列丛刊第五辑的还有《袁昶日记》《有泰日记》《额勒和布日记》《孟心史日记·吴慈培日记》《孙毓汶日记信稿奏折（外一种）》《高等考试锁闱日录》《东游考察学校记》《翁同书手札系年考》《辜鸿铭信札辑证》《近现代“忆语”汇编》等，共计14种20册。

丛刊总序中说“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确，和浩瀚的文史库相比，丛刊中的这些书更像是“边角料”，然而局部，也是不可或缺的；日常，并不缺失价值；周边，也可以细细打量。对它们文化价值的正视，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客观体现。

《吉城日记》仿佛光阴的浓缩，定格下主人公从光绪十三年至宣统三年，25年的人生“史诗”。一个人能有多少个25年，又有多少人会记得你的25年，幸而有文字留存下来。纵使人不在、时光老去，那些字里行间的人名和事件，却因为文字获得了“新生”。

虽说个人只是时代洪流中的小小涟漪，然而，个人从未脱离时代而存在，于是他的生活，便也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作为清末民初东台著名学者，吉城经历了从晚清到近代中国的风云，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他的日记，其实也为后世的人们提供了一份俯首细看的历史打开方式。

于东台而言，日记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城事，这些看似零散甚至边缘的史料，丰富了东台的历史文献。

二

读《吉城日记》不仅是读他个人。

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个因子，在繁星般的社会里，不由自主地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相遇，这些相遇形成若干连接线，线再交叉、延伸，就有了圈子。而每一个圈子，都是一个社会环境。

幸运的是，因为吉城本人，不仅仅是吉家的一分子，更因为其文人的身份，广泛地参与了东台城的文人生活，于是，我们也有幸看到了那个年代，东台文化圈的一隅。

吉城在日记开篇写道：“虎臣同志，服膺‘潜庵’，创立‘志学’，于焉会友登堂，共论攸赖”。“志学”即“志学会”，有立志于学问的意思，由夏寅官等人于光绪十三年发起。彼时，夏寅官21岁，吉城20岁，风华正茂。

除志学会之外，他们还成立了清冰文会、能群书会等等。可见，在晚清到民国期间，东台出现了文风昌盛的小高潮。翰墨为信，夏寅官、丁立瀛、丁立钧、丁立棠、周应昌、周应芹、陈汝玉、鲍振玉、鲍焘、袁承业、翟登云等学者经常集会研学，诗文唱和。这些人中，既有东台本籍人，也有的是寓居东台，在战火还没有波及东台的那阵子，文化的力量让他们相吸、相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此有了具象化。

“巳正，虎臣、崇如、戈伯鸿诸公游清凉山，便过莫愁湖。”这是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根据前后日记，可知，当时这几人正结伴参加科考。其中崇如是吉城的堂兄，同时也是同学至友；虎臣便是夏寅官，他是日记中除了吉城家人外，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位，是吉城的总角之交，也是东台科考史上为数不多的翰林之一。戈伯鸿是戈公振的堂伯父，著有《慎园诗钞》。

“往西宅践昨约，坐有心兰、恭甫、俊民、鉴缨，畅话片刻，同登泰山。一路香车宝马，游目骋怀，信可乐也。遇陈白石、汪作舟，于西客楼小坐茗谈。”这是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吉城当日的日记。日记所提六人中，除了恭甫是吉城的胞弟、其余皆为吉城的学友。其中，汪作舟是光绪十四年乡试举人，精周易；俊民，精医学、算学，曾在泰州、扬州等地塾馆课徒，兼治农学；心兰即陈祺寿，一生以治学、著书、讲学为乐，是《东台日报》的创始人。白石即陈汝玉，清末东台著名书画家、国学学者，其画风奇特，善画怪石奇树。

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东台文人的生活，在吉城的笔下，生动、有致。

他们买书藏书、互相借阅。“从虎兄处假来《唐宋诗醇》十八本、《曲园集》八本”“蔚如晚来，假去《汉书》两本”，知识在他们这里是可以分享的。他们不仅看典籍诗书，也看《申报》《沪报》《农学报》《中外日报》《新民丛报》《外交报》等时事报纸。

他们相邀“闲谈”，以学相勉。“虎臣过我言：‘人生不可一日不学，三十以内，正猛火煎之时也。无论词章、经济、经学、小学，皆须做到尽头方可谓学，非优游所能了也’”“午后与三兄同过虎臣论学，学惟期其有用而已，不急之考据，无谓之词章一概摒去为是”“浒岑过我，述澎湖得一胜仗”……谈学问、谈人生、谈时事，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和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实属人生幸事。

他们共品雅事、结伴出游。“南园看海棠、玉兰”“薛村探梅”“同游北郊”“西溪看梅”“东岳庙观古松”……花事和人事一样，只为懂得它们的人盛开。襄荷精舍里的频频相聚、南园雅集上的士子风采，那年东台的街巷，因为他们而熠熠生辉。

三

一个人的生活琐碎，可以拼凑出他的人生，也可以作为拼图，卡在时代的版图之上。

《吉城日记》“扔”出的拼图很多，作为一名读书人，吉城记日记的这二十五年，经历了科举末期，新式教育的兴起这样的特殊年代。读书、考试、教书，占据了他日记的很大篇幅。书院课题、赴考路线、赴考日期、科考题目等，多有详细记载。

根据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晚清的乡试通常在农历八月举行。考试一般分三场，分别在八月初九、十二、十五进行，考生在考试前一天入闱领取号舍位置。

光绪十四年的这一次科考，吉城如此记录“今科应试者，上、下江合计二万三千人，平江府南总门一带新搭席号数百间，往来甚觉狭隘，以至挤毙多人。”也正是在这场考试中，夏寅官中第十七名经魁。

光绪二十八年，吉城没有参加科考，但是却记下了从朋友讱斋处得知的科考题目。从首场题中，我们可知，此时的江南科考科举试题，已经从八股文改为策论了。与此同时，吉城还带领子侄弟子参加了最后一次科考。

在新式教育上，吉城作为亲历者，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参与的那部分。

“能群学堂开学”“东台官学开校，虎臣招往观礼”“东台立私塾改良会”“培英初等小学开学，茂斋招往观礼”“孤儿小学堂成立，于今日题额”……这些关于东台近代教育标志性事件的记载，证明了那个年代的东台虽处于海滨一隅，新思想、新文化的普及却一直紧跟时代。

“官立高等小学堂火，黎明时始熄，计毁饭堂、自修室三处”“东台县学堂甲班学生行毕业仪，虎臣招往观礼”“中校拟定课表，并商略师范事宜”“中校开课，学生凡五十人，分两班。曰‘中学，曰‘高等小学’”“东台学人借中校开教育会，停课数日”……那些发生在学校内的大事小事，看似琐碎，却因为细节而让人们对那段往事更为可观可感。

“上学期讲说多半口授，久或遗之，今改为编录”“课小学《论语》，袁乙临、董亦恂最”“试师范‘文学’，张翔鸾、王世英、单德举最”“师范乙班生改授《左传》，自僖公起，以桓公、文公之事皆在僖公篇；甲班生下学期《周礼》当毕业”……教学上的事宜，也见证了吉城作为近代教育家的殚精竭虑，正是像他这样的一批近代教育家，点亮了东台孩子的未来。

四

吉城日记里，除了文人雅士、读书学习，还把笔墨聚焦于东台这座城的日常。

“午后偕三哥、孙师至社稷坛闲步。坛在迎春门外，正屋三楹，旁一楹，更衣之所前有二石，一祭天、一祭地也。”“‘漫无墙壁惟栽树，坐对烟波抵放船’，泰儿过丁桥草堂偶尔此句，情景尚真。”“循东台北关河行数里许，有周村焉，川原处处，林薄内暎。”些许的文字“素描”，让我们在脑中不由得浮现出那年东台这里、那里的景致。

“与三兄‘升官’数局”“与虎臣、吉斋、三哥打‘马将牌’（即麻将牌）”这是他们的玩；“约星兰、蔚如、崇如至济安堂啖般罗密”“在襄荷精舍啖京江旗数枚”这是他们的吃；“热如昨，寒暑表已升至九十分”“虎臣贺节名片，去年已由京都寄到。”一百多年前他们生活里已用温度计，过节也使用名片。

“有柳敬亭其人者，闲坐说汉家故事，与心兰姑妄听之。”“在虎臣家陪张季直，其人言论风采，绝去凡俗，学问大，意以实事求是为主，可敬可慕”偶尔出现的名字，和历史的记载，有了印证。

个人生活之外，吉城的日记中，还有社会冷暖、民间疾苦。比如，日记中就记叙了火灾、蝗灾、疫情等社会事件，

“新桥西失慎，焚去茅屋三家，各龙驰救，几于奔走，不遑甚矣。”“闻东台旗杆巷后失慎”“午刻东宅高邻失慎，时适在店，闻警急驰。至则烟雾四塞，与东宅仅隔一墙，幸人中水齐，当即扑灭，幸矣哉”吉城日记中出现了不少关于火灾的记载，也难怪，那时候的传统民居木头和茅草是主要建筑材料，极易燃烧，且夜间照明多用油灯、蜡烛，稍不留意就会引起火灾。

“天久不雨，飞蝗四遍”“晚飞蝗向西南行，前两日亦见之”“午后欲雨而卒不雨，农田新禾半遭蝗食，奈何？”1892年东台的那次蝗灾，吉城连续几日都做了记载。

“连日疫气盛行，有不须臾而逝者，里人祷求都天神出巡”“城乡往往疫气流行，都天神今日复出巡”，光绪二十八年的时疫，吉城可谓感触至深，他的挚友汪济、丁立钧均感染此疫，数日内先后病逝。两年后，也就是光绪三十年，东台发生流感，数日内吉城的母亲、哥哥、弟弟都感染了此症，所幸症状较轻，很快就治愈了。

此外，我们会看到“北风甚冷，日未出，见北关桥北逃荒难民数百人，鸠形鹄面，扶老携幼而来，其气象甚惨”这样的民间苦难；

看到“京江公所粥厂复开，甚善事也”“陆春江阅北营操，倾城士女皆往观焉”“县官求雨”“立夏节，戌正，亥初地震两次，约两秒钟”“商团既成，凡百二十三人”这样的小城时事；

看到“有数十百人以假逃荒为名，暗用邪术算人家赀财，西溪某家失去银洋数百，襄荷精舍之仆巧小者，亦为算去四圆。左道惑众，王法所不宥也”的民间逸事。

一个人的一支笔，终究还是突破了日记本身的意义。

这些文字记下来的不仅仅是时代生活的片段，更鉴照出一个心怀百姓、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大爱情怀。

存史鉴今，吉城只是记下了他所经历的25年，然而那些他所记录的时代镜像的碎片，却因为凝固了消逝的时光，让人们管窥到那年那月东台城的“细节”。

这些“细节”，经过百年时光的沉淀，也早已突破了文字本身的意义，成为时代的“棱镜”。（陈美林）